褚静涛 ｜ 抗战前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抗日必胜论的探索

 摘  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国东北，1932年扶植成立伪满洲国。为了打消国人的“恐日症”，为民族复兴而战，中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抗日必胜理念。抗日必胜论，既是一种军事战略，更是一剂心理良方，没有抗日必胜论的传播和恐日论的消退，就不会有坚持十四年之久的抗战。抗日必胜论包括国家战略、军事战役、战场战术等层面。在国家战略层面，这个理论就是要回答中国能否抗日、如何抗日、怎样取胜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必胜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坚定实践者，王若飞的《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和“维嘉”的《中国能否抗日？》可谓其中的代表作。同时，龚德柏、曾琦、章乃器等人也积极传播中国必胜的信念，驳斥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为医治“恐日症”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这些抗日必胜言论最终在毛泽东这里汇聚成抗日持久战理论的大河。

作者简介

褚静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目  录

一、九一八事变与“恐日症”

二、藐视日寇与鼓舞斗志

三、抗日必胜的现实路径

四、驳斥“中国无力抗日”等论调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必胜论

近年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不可忽视国民党人对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贡献。对此，一些学者作了回应。对于这场学术争论，桑兵教授没有执其一端，而是深挖史料，深化持久战理论形成过程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另外，姚正平、陈志杰的相关研究，也推进了对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持久战理论形成的认识。

其实，抗日持久战理论首先是要论证中国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要不要战、敢不敢战是当时亟需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其次才是回应到底是速战取胜还是持久取胜的问题。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坚持抗战十四年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抗日必胜信念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抗日必胜论可谓抗日持久战理论的源头。

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于能否抗日、怎样抗日，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或刊于报纸杂志，或结集成册，或诉于私人文档中。显然，抗日必胜论的成熟有着一个提出、思辨、发展、深化、完善的过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全面深入研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日必胜论文本，不但可以拓展和深化对抗日必胜论的认识，也可以丰富并加强对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认识。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就193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日必胜论展开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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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事变与“恐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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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除中法战争外，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等均以惨败收场，割地赔款，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惨败，使社会精英开始怀疑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实力；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又增强了部分知识阶层盲从日本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从精英人士至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日本太强、中国太弱，中国在战场上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这种恐日、媚日心理由近代以来长期战败的经历累积而成，其危害甚至强于体质上的疲弱，如若任其传播，则会导致国民甘愿被奴役、被压榨，甚至为侵略者辩护、叫好。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沈阳驻军奉令不抵抗，随后，日军轻易侵占东北。国难临头，政界、商界、知识界乃至社会大众，有呼吁坚决抗日者，亦有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者。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不抵抗政策抱有可以接受的态度，害怕奋起抗争会招致更大的灾难，冀图断臂求生。主和者除亲日派、卖国求荣者外，大多是遇事不明、胆量不足者，以为中国的海陆空军都不及日本，不能与日本作战。他们指责抗日派唱高调，甚至散布“抗日必亡”“再战必亡”的论调，使得许多普通民众也对抗日活动持怀疑态度，消极悲观，苦闷彷徨。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即持不抵抗立场。9月21日，蒋介石“主张以日本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 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党员大会上报告称： “现在日本暴行发生已将五日，中央政府已作严密之研究，决定应取之步骤。此时世界舆论已公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

然而，日本断然拒绝了国联的调停，蒋介石也并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他以中国“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如此国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将责任推给中国社会大众，为自己的退缩寻找托词。先有东北军的奉令不抵抗，再有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不抵抗似乎成为一种求生保命的捷径。至于中国军队是否敢战、是否能战，则不在考虑之列。若一直不抵抗下去，中华民族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日军若重复九一八模式，接下来就可能侵占华北、华东、华南……中华民族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国家战略的制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心理预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坚信抗日必胜，则广大人民就不怕牺牲，敢于战斗，政府亦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这场长期的抗战中，不怕困难，与日寇死拼到底。然而，如果认定“再战必亡”，则国家决策者就不敢与日本正面抗争，相当一部分军队不敢与日军交战，相当一部分民众亦会担心牺牲毫无价值而甘当亡国奴。若任由这种心态滋生蔓延，则中国将未战先败，未战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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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藐视日寇与鼓舞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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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率先阐明了原则立场。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即宣告：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又率先提出对日作战的呼吁。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是全中国民众自救灭亡的唯一出路……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与国民党政权畏日如虎、只会向国联摇尾乞怜形成鲜明对比。

抵抗日本侵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发动民众、普及抗日知识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正视民间蔓延的恐日心态，在战略上要藐视日本侵略者，不能被其嚣张气焰吓倒。上海昆仑书店迅速推出“反日帝国主义丛书”，中共党员钱亦石所著《日帝国主义的政治状况》为该丛书的第3种，于1931年10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简要分析了日本的政权结构、经济状况、对外关系，认为“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个粗暴的小孩——日本帝国主义——从历史注定的命运中挽救出来”。作者预判，日本虽疯狂扩张，然一旦美英联手，日本将成为德意志第二，必败无疑。《日本评论三日刊》也于11月刊出邓深泽的一篇短文——《日本军人之弱点》，指出日军存在四项弱点： （1） “日军惟重形式”； （2） “指挥精神空洞”； （3） “品质日趋下劣”； （4） “骄奢淫佚暴漫”。其意在宣扬日军战斗力不足为惧，如果中国军队奋力抵抗，则取胜可期。

在南京办报的日本问题专家龚德柏也迅速草成文稿，专论如何抵抗日军的侵略，取名《征倭论》。龚德柏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终将招致失败：一是因为在外交上，“其行动违反国际联盟规约，华盛顿九国协议，及非战公约”，故必将受到国联和美国的干涉。二是财政上，日本已出现“经济恐慌。产业凋落。一切国库之收入，皆告‘短少’。赤字问题，举国骚然”。三是物资上，日本国土狭小，“战争所必需之物资，如钢铁、煤、油、棉花、羊毛”等，日本国内“或产量甚少，或全不生产。苟一经国际封锁，不能由他国运入。不须半年，倭之大陆军大舰队大空军皆成废物矣”。四是国民生计上，日本国内“生丝与丝织物不能输出”，纺织、渔业等行业工人失业愈发严重。他认为，侵华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军阀的投机行为。

龚德柏在书中明确指出了“铲除恐外与苟安心理”的紧迫性，因为“中国数十年来，有一不可救药之病症，即恐外与苟安心理是也。故一切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行为，皆为此种心理之产物”。他告诫道： “若犹为恐外与苟安心理所支配，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对于倭人投机行为，不敢出于正当防卫，使之席卷辽吉两省而去，则十年之后，中国全土必入倭人掌握”，则“中华民族亦永无振兴之望也”。

关于如何抵抗日军侵略，他认为“以中国今日海军之微弱，苟与倭人开战，当然不能敌倭人之海军力”，故“当放弃海岸线诱敌深入，然后一举而击破之”，要采取“持久战与乘隙捣乱”，因为“物质缺乏之国，利在战期短，而物资丰富之国，则利在战期长”，故“中国对倭作战，至少须有支持两年之决心”，假设“最初半年倭胜。第二半年互有胜负。第三半年倭败。第四半年则倭人全国皆濒饿死之境”。他还认为，中国兵器虽不如日军先进，“然兵数在二百万以上，战争经验之丰富，则远非倭军所能及”，特别是“兵士耐劳，耐苦，忍饥，忍寒，及行路之速，更非倭军可比”，“以今日有二百余万大军之中国，与北美殖民地比，可谓相隔天渊，然则北美殖民地能胜当时霸王之英国，中国决无不胜外强中干之倭人之理”。

龚德柏还意识到了抗日与国际、国内诸方面的关系。比如在国际上，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移民问题之冲突”“太平洋霸权之争夺”和“对华门户开闭政策之冲突”。这是中国抗日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而在国内，他认为 “和平统一，实为救国御侮之要图。统一能成，虽有十倭何足惧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相当多的民众流亡山海关内，加剧了关内民众的心理恐慌。而《征倭论》分析了日本的致败之因，指出了中国抗日取胜的可能性。该书文字通俗易懂，苦闷中的社会大众阅读此书，如隐约看到一缕晨光。所以该书颇为畅销，印数达10万册。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在嫩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民众精神亦为之一振，不抵抗论的调子有所减弱。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又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地区，威慑南京。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呼吁： “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苏维埃旗帜之下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直到我们最后的一滴血！”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宣言： “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在上海地区拼死抵抗，与日军激战月余。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经过此番较量，日军始知中国军人并非全是不抵抗主义者，不敢再无视中国；而中国人民亦知日军并非战无不胜，中国军队亦非不堪一击。

这一阶段，龚德柏撰写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文章，且故作惊世之语，一时名声大起。然《征倭论》虽行销甚广，但其抗日必胜的理念仅仅只是一个雏形，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龚德柏将胜利寄望于日本内部的溃烂，这实际上需要一个漫长发酵的过程，有一些坐等观望的心态。他祈盼国联、美国的干涉，却迟迟未等到。他将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只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政权，而忽视工农大众，无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力；他虽然亦提到军队要自沿海撤退开展持久作战，但至于撤退到何处，又如何开展持久战，则不甚了了。所以，龚德柏的抗日必胜言辞虽先声夺人，却无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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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必胜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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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占领东北全境。1933年1月初，日军进逼长城沿线，绥远震动。日军南下有无止境，中国有没有能力抵挡日军进攻？其时，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的相关书籍、杂志、短论等，或多或少都持有与龚德柏类似的看法。一批留日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尝试从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思考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1932年8月，《日本研究》第1卷第2期，刊出了梁一新的《日本法西斯之理论及其运动的考察》和谭振民的《日本农村恐慌的考察》，专论日本的政治动向、经济危机。1934年1月，《日本研究》第4卷第1期，推出“1933年日本之总清算”等一组文章，论及日本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金融、贸易、产业、交通、社会、侵略东北、殖民地、农业恐慌、学术界、文艺界，可谓一本小型的1933年日本年鉴。但总体上看，这些文章毕竟不是为了专门探讨抗日必胜论，在篇幅、资料、论证等方面，呈现出短小、分散、浅显的特征，有待进一步扩展、丰富及深化。

其实，要想真正实现抗日必胜，就必须解决抗日由谁领导、依靠谁、为了谁这几个关键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再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开始思考科学的抗日必胜论。为了回答这些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王若飞于1933年1月30日草成《抗日战争策略——致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书》一文，又名《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

不同于龚德柏对南京国民政府求助国联仍抱有期待，王若飞在文中痛斥蒋介石政权的妥协退让，指出“南京政府无抵抗的诉之国际帝国主义共同联合来宰割弱小民族的机关——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理，制止暴日侵略的政策”，必然“不会发生丝毫的效果”。

王若飞对比了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他承认，日军的战斗力较强，军队指挥统一，调遣供给迅速，官兵素养较高，后勤保障充分，陆、海、空军齐全，非中国军队能及。但日本亦有其弱点，包括军费增长、工农大众的厌战反战、可能导致美日战争等。而中国有4亿人口、广大国土、几千年历史，故“这个民族绝不是可以被人轻易征服的消灭的”。

王若飞还提出了坚持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动策略：一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起来参加这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初步提出了全民抗战的设想；二是，“消灭军阀的割据混战”，将军阀个人之军队改造为全民族革命的军队；三是，在被敌军占领的区域，“应该在当地民众中，秘密组织革命团体，继续进行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抗日工作”，初步提出敌后抗战的思路；四是，设法渗透进敌军内部；五是，团结国际上的反侵略、反压迫力量，“使我们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力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发生亲密的联络”；六是，团结国内各个兄弟民族，“对于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的政策，应当找出正确的解决路线”；七是，彻底激发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的力量，“我们真正要想动员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最先是要能解决他们目前生活迫切的问题，满足他们目前生活迫切的需要”。王若飞满怀信心地做出预判：无论他的意见现时遭到何等的反对，而“中国民族革命抗日战争工作终是要走上这个路线并依着这个路线而得到伟大的胜利”！

王若飞于1917年赴日游学，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又在苏联学习与工作了几年，回国后开展工人运动，先后在上海、西北和华北等地工作，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北方民情具有较深的认识，对民众蕴藏的巨大力量有深刻体察。他的学习、工作与革命斗争的经历，丰富了他的社会实践知识，使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可谓既是知日、知欧派，又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我们将王若飞的《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与龚德柏的《征倭论》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两人虽然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也都认为抗日必胜，但龚德柏只是报人、评论家，坐而论道，徒有概念；而王若飞则是革命家、实践家，提出了发动工农大众、消灭军阀割据、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斗争、争取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等一系列可供操作的举措。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抗日必胜，而非自说自话、坐等变化。因此，实际上王若飞才是抗日必胜论的真正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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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驳斥“中国无力抗日”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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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初，日军占领热河。在喜峰口，二十九军赵登禹部拼死抵抗，一度击退日军；在古北口，中国军队亦血战日寇。通过近两个月长城一线的抗战，证明中国军队具备与日寇进行对抗的一定实力，并非一触即溃，而日军也很难再复制九一八后在中国东北的模式。双方经过谈判，黄郛与日本代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国民党政权在华北暂时稳住了局面。

日军控制北平及周边地区后，随时可能南下。南京国民政府以中国四分五裂、缺乏先进武器、国弱民穷、军队战斗力低下、经济虚弱、民众涣散为口实，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指责抗日言论是“清谈误国”，宣称“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将枪口对准中央苏区。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操控媒体，大肆散布“中国无力抗日”言论，欺骗民众，削弱抗日斗志。

然而，放弃东北、断臂求生就能阻止日军南下吗？针对这种言论，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于1934年发表演讲并撰写《抗日必胜》一文，认为日本决不会以占领东北为满足，“我们退让终必至退无可退之地，让无可让之时”，所以他认为“抗日才是我们的唯一生路，而且是很有办法的”。

曾琦建议：（1）在东北采取爱尔兰野战抗英的办法，开展游击战、袭击战，虽然“东北义勇军便不得不告一段落，但此策终归可行”。 （2）在东南采用印度不合作抗英的办法。中国“如与日本开战，东南半壁沿江沿海一带，必不为我所有，如日本武力笼罩了这些地方，我们要以不合作的方法去对付他”。 （3）在西面采用据险扼守、持久抵抗的办法。因中国“非近代式的国家，作战时其坏处就是好处，一部分损伤，他部分可不受影响”，中日开战后，“我国华北沿海及长江下游各省，必受日人的封锁占领，我们那时北退潼关，中退夔关，南退韶关，据险扼守，与日本作持久战”，战区突然扩大，日军兵力必然紧张，且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那时中国人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必生恐慌。曾琦还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要有“丧失四分之三的土地，牺牲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主张联美、联英甚至联苏，日苏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应暂守中
立，待美国参战时，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他坚信，只要与日本“鏖战三年”，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曾琦不仅鼓励抗日，而且切实资助抗日义勇军。他对比了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驳斥了妥协退让的言论，提出长期抗战的设想，如游击战、不合作、阵地战等，并指出要在不同地区分别施策，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直至拖垮日本。曾琦对于抗日必胜信念的宣传值得肯定，然而，对于抗战到底要打多长时间，他的“三年抗战论”与龚德柏一样，显然过于乐观。至于“北退潼关，中退夔关，南退韶关，据险扼守”，中国军队失去东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后，与外部世界难以联系，枪支弹药等物资无法输入，拿什么与日本作持久战呢？而且，一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涉及到政治动员、战时经济、军队训练、宏观战略、战役规划、排兵布阵、后勤保障、交通运输、民众心理、国际外交等一系列环节，曾琦囿于自身局限，也难以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抗战方针。

曾琦承认日军有较强的战斗力，其《抗日必胜》与龚德柏的《征倭论》相比，行文较为冷静客观，有视死如归之意。但曾琦与龚德柏一样，都有自身的局限及盲点，即不清楚该由谁来领导抗日，抗日的主体为何，抗日到底为了谁，应支持国民党政权还是反对国民党政权。曾琦的《抗日必胜》只是论证了中国有能力抗日，却没有论证在中国谁有能力领导抗日。

此时，国民党政权一边消极抗日、保存实力，一边却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而中共中央已开始思考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4年4月20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叫《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中央苏区汇聚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既有像毛泽东这样扎根中国大地的革命家，也有像周恩来等游历过法国、英国、德国、苏联以及日本等国的革命家，他们既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面对日军侵略的不断加剧，他们努力地探索着科学的抗日必胜论。

针对“中国无力抗日”的言论，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做出回应。中央苏区的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于1934年6月底至7月初，连载署名“维嘉”的长文《中国能否抗日？》。作者指出，中国有四亿多人，兵源庞大，“全中国的抗日动员应该有五百万军队”。虽然日军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从中日两国士兵数量、预备役动员力量对比来看，作者相信“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对比中日两国的经济，作者承认“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历年来受着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榨取，国民经济走到了总崩溃的悲惨的境地。而日本却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国富总额约有我们三倍”，但是，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最大的投资地、最大的借债国。作者建议“没收了这些日本资本，应该是一笔最大的抗日经费”。作者强调中国不是没有抗日的力量，而国民党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阻碍抗日力量，破坏抗日力量，解散抗日力量，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无阻碍的伸到全中国来，扼死中国民众”。

《中国能否抗日？》通过一系列统计资料，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可以取得抗日的胜利，驳斥了“中国无力抗日”的论调，回应了“再战必亡”的质疑，并指出国民党政权对消极抗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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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抗日必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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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通过武力加恐吓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使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战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8月，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要组织“国防政府”，行政方针包括： “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指出要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希望日本人民能够起来阻止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但对此并不抱过高期待，而是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实力派也产生了很深的危机感，因为照此下去，总有一天日寇也会直指西南。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军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广西出版的报纸杂志，亦积极刊发文章宣传抗日理念。 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等人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呼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李宗仁还资助出版了署名为“张凡夫”的《抗日必胜论》一书，并作序于前，指出“现在是亡国大祸迫在临头的时候，我们除了立即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争最后的存亡而外，决无第二条生路”，号召“焦土抗战”。该书指出，南京国民党政权散布“攘外必先安内”是因有共产党红色政权和西南地方政权，然共产党政权和西南地方政权都拥护抗日，并列出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十大方针，反驳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论调。书中还犀利地指出，若只企图“等待世界二次大战到来”，以及所谓“准备好了就会抵抗”，那就永远也“没有会准备好了的一天”。该书还引用了一些统计资料，从经济、贸易、外交、中国民众和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现在敌我的一切“都已很详细地分析清楚了”，“中国一定是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凡夫的《抗日必胜论》批评了国民党政权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具体如何抗日的军事战略上亦未能深究。

上海等地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议。1936年8月16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来临之际，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提出： “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1936年11月，伪满军由百灵庙进犯绥北，被驻军击退。傅作义率军进攻，取得百灵庙大捷。后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渐渐形成。

然就在11月，章乃器等“七君子”被捕。在狱中，章乃器反思抗日救亡的路径，于1937年3月草成文稿，亦取名《抗日必胜论》。章乃器分析了中国的客观有利条件：第一，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国内和国际间的矛盾，使许多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竖起来和平的招牌”，这对于少数的侵略国家是一种有力的制约。第二，帝国主义国内革命势力的高涨，使它不能不参加国际和平阵线。这种革命势力的高涨，“不但可以制裁国内的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是制裁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个伟大力量”。第三，“爱好和平和反对残杀”已经从少数革命者的言论，变成一般大众的要求了。第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惊心动魄”。第五，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格外尖锐，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单独并吞中国。第六，全世界的革命势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重视中国。第七，日本虽有相当强的武力，对外要防御英美苏，对内要镇压国内革命运动，难以用全部力量来对付中国。他强调，倘若“我们一开始就能拼死抵抗侵略”，“一万四千名的日本军队，是不可能占领东三省的，不但如此，而且一定要全军覆没的”。他断言，中国的“不抵抗主义”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营养料”，而中国的武装抵抗必然可以促成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崩溃”。

章乃器的本业是经商，虽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然非军事家、战略家。他从宏观上分析中国抗战必胜的主客观条件，对比了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与龚德柏等人相比，在论证上有明显深化，不再指望国联出面，而是寄希望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章乃器自认为他的看法是“科学的抗日必胜论”。然而，抗战的客观有利条件，必须要通过合理转化才能生效；抗战的主观有利条件，也要通过各党派及军队的坚决执行，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以1937年中国抗日的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抗日必胜是远景，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上，国际局势才会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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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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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抗日战争历时十四载，以七七事变为界，可分为前期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在抗日战争前期，一直存在着“抗日必胜”与“再战必亡”的舆论及思想冲突。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中日冲突问题的书籍有数百种，评论数千篇，常有论者把日本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把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得过低。这种恐日论在知识界颇有市场，导致许多民众将信将疑，危害极大。要动员全民族统一抗战，首先必须消除这种“恐日症”——先有抗日必胜信念的确立，后才会有全面抗战的到来。因此，抗日必胜论，既是一种军事战略，更是一剂心理良方，没有抗日必胜论的传播和恐日论的消退，就不会有抗战的最终胜利。

总的来说，抗日必胜论，包括国家战略层面、军事战役层面和战场战术层面。就国家战略层面而言，这个理论就是要回答中国能否抗日、如何抗日、怎样取胜三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必胜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坚定实践者，王若飞的《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和“维嘉”的《中国能否抗日？》可谓其中的代表作，他们致力于探索科学的抗日必胜论，不但要治疗国人的“恐日症”，还要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找到一条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努力论证抗日必胜的理念，同时，还一直致力于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持久战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红军在反“围剿”中总结的持久战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交战，面对这个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军队的全新对手，深刻体会到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日军之不易，遂改为采用游击战、破袭战，从理论到实践，再通过实践验证理论、丰富理论、完善理论，知行合一，最终形成科学的抗日必胜论。

与此同时，龚德柏、曾琦、章乃器等社会各界人士也积极传播中国必胜的信念，驳斥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他们的抗日必胜论，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比了中日两国的军事、经济力量，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医治“恐日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毕竟只是书生，只能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际的军事斗争经验，因此，他们的抗日必胜论重在鼓舞士气。毕竟，他们的努力只是一个开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边广泛发动民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边积累抗战经验。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纵论抗战方针，对于龚德柏、曾琦、张凡夫、章乃器等人的抗日必胜文本，毛泽东指出，“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毛泽东的回应，既肯定了他们的努力，也委婉地指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之处。在演讲的结尾，毛泽东坦陈： “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罢。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与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毛泽东的演讲不久整理成文，刊于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复出单行本，传遍大江南北，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在全面总结抗战初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敌我友各方，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有：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对比，驳“亡国论”，驳“唯武器论”，驳“速胜论”，有利的国际形势，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日的“政治动员”，持久战的战术，“兵民是胜利之本”等。 《论持久战》材料丰富、分析深刻、判断准确、立意高远，解决了抗日战争要经历几个阶段、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如何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抗日持久战理论（同时也是抗日必胜论）的经典著作。至此，科学的抗日必胜论才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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